莫言諾獎演講為何沒提到孔子?
洪燭
莫言諾獎演講為何沒像許多人預期的那樣提到孔子？恐怕不是不值一提，而是不必提了。作為齊魯大地生長出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，他本人即使不承認，也無法否決掉孔子在血脈中的影響。
我的朋友李洱說莫言跟孔子一樣尊重秩序，算是說到點上了。從孔子到莫言，中國傳統(tǒng)文人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家。
他們傳承并弘揚文化的前提是：對既定政治秩序不僅不加以推翻，而且示以尊重。他們并不完全是為得到重用才如此。中庸之道決定了他們的選擇：在理想與現(xiàn)實的對決中，他們會加以調(diào)和，但最終務實地站在既成事實一方。
儒家負責任的態(tài)度表現(xiàn)在：當更好的政治秩序尚未出現(xiàn)或尚未實現(xiàn)，決不提前否定現(xiàn)有的秩序，以免青黃不接，同時避免所謂“更好的政治秩序”只是一種理想，卻帶來更大的混亂。
我寫到這里，網(wǎng)友流馬兄留言：“沒必要把莫言和儒家硬聯(lián)系。中國人哪個不是儒家下的蛋，不僅是儒家下的蛋，還是紅旗下的蛋。”我答復：“有人覺得自己是自由女神下的蛋。這也是可以的。多元化社會嘛。”
當然，莫言從貧寒童年，一直到登堂入室，先是擠進中國的廟堂，接著被請入世界文學的神殿，跟孔子生前周游列國喪家犬般的“求職”經(jīng)歷相比，莫言堪稱幸運兒。但在此過程中體會的酸甜苦辣，也會使他加倍理解求用不得的孔子：再有才的文化人，在政治與經(jīng)濟面前說到底仍然是弱勢個體，沒有機會實現(xiàn)自己的個人價值，也就實現(xiàn)不了文化的社會價值。
從孔子開始，中國的文化就有點軟，這種軟文化就是寄生的，必須跟政治秩序接軌：只有被權力階層認可并納入其中，才可能兌現(xiàn)成硬通貨。
政治對文化的取舍是“順之則昌，逆之則亡”。所以孔子不斷碰壁，也不斷修正自己的理想藍圖，從戰(zhàn)略上和戰(zhàn)術上都對現(xiàn)實采取了迎合的態(tài)度。
識時務的孔子，把學成的文武藝貸與帝王家時略顯狼狽，但仍然是偉大的，先軟而后硬，成為歷朝歷代政權更疊的“不倒翁”：無法廢黜的“文王”。他在權力面前是低頭的，卻戰(zhàn)勝了任何政權也無法戰(zhàn)勝的時間。
即使到了唐朝，李白杜甫等詩人為實現(xiàn)個人抱負，也不得不摧眉折腰事權貴，玩得轉(zhuǎn)的就成為“官員詩人”，玩不轉(zhuǎn)的就被“賜金放還”。
直至宋朝，文化尤其是文學的寄生性才有了選擇：要么寄生于政治，要么寄生于市場。柳永靠給歌妓舞女寫流行歌曲才沒被餓死。在此之前，文學是沒有市場的，或者說政治才是文學惟一的市場。
到了莫言出道的時代，文學的依托仍沒有更多的選擇，甚至，這時候的所謂市場比政治更冷酷。
感謝互聯(lián)網(wǎng)，使文學的自由傳播有了途徑，也使作家詩人脫離政治與市場仍然可以擁有讀者，而在做人與作文等各方面保持住更多的個性。但莫言畢竟是前網(wǎng)絡時代誕生的大師，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必定帶有更多傳統(tǒng)的慣性。是的，他創(chuàng)造了一個文學時代，也必將是這個時代的終結(jié)者與被終結(jié)者。
下面是一個新時代：儒家下的蛋，紅旗下的蛋，自由女神下的蛋，一窩同在的時代，中國文化乃至文學從未遇見過如此多元并存的格局，文化人其實有了更多的選擇，也可以做更多的調(diào)和。
莫言諾獎演講沒提到孔子，他明白未來的中國文學在“老路”，“歧路”，“正路”，“邪路”之外，還會走出更多的新路，更多的叉道。條條大路通羅馬，只要目的地是文學就夠了。
正如他本人，不也是選擇了一條原本似乎不可能通向斯德哥爾摩的路，而通向斯德哥爾摩的嗎？
可以說莫言的成功是不可復制的。甚至可以說是“歪打正著”。很難成為后來者沿襲的榜樣。他作為一個作家的處世之道以及寫作風格，也是很難模仿的，那是一個特殊年代造就出來的。所以他的文本具備文學史價值，但很難開一代文風，領未來文學之風騷。好在越是具有獨特性的作家，越是不屑于那么干。他讓你認識到他就是他，永遠不可能成為你。
從孔子開始，在中國搞文化，只要輸?shù)闷?，就能贏得起。莫言不怕大輸，才有大贏。他的文學之路是一場豪賭。到目前為止，他不僅夠本了，而且賺大發(fā)了。
若干年代之后，會増值還是貶值？誰現(xiàn)在嚷嚷也沒用，要由時間說了算。
從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，到文革的“批林批孔”，僅二十世紀，孔子不也曾被時間打敗過嗎？而且連續(xù)吃了兩回敗仗。但又扭虧為贏戰(zhàn)勝了時間。
對于能量超群的文化人，一朝一代之帝王或政治本不在話下，空間也不在話下，真正的對手是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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